第一节 
（一）治疗对象的选择和治疗规则 

精神分析治疗的适宜对象是癔病、强迫症和恐怖症病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对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心理学机制亦做了阐述，但对真正的分析治疗而言，此类病人并非适宜对象。 

分析治疗过程中，病人半卧在躺椅上，治疗者坐在躺椅的一侧后面。治疗环境要安静，不应受到干扰。此外，不能有其他人在场旁听。 

治疗中要求病人必须遵守治疗的规则，如在进行自由联想过程中，必须把浮现在头脑中的任何想法随时报告出来，不应有所隐瞒。这是因为病人所想隐去不报的内容，可能正是无意识之中与症状有关的使其自身感到羞愧、内疚的潜隐动机。 

（二）治疗实施过程 

精神分析治疗通常是每周会谈3～6次，每次平均1小时。其治疗疗程少则半年至 1年，多则2年至4年［3］。在正式开始治疗前，还需先经过两周的试验性分析阶段，以排除在初次会谈确定的治疗对象中仍存有不适于做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象。 

试验性分析过程之后，进入正式治疗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目的在于建立治疗的同盟关系。第二阶段是移情的出现及其解释。随着移情的发展，治疗者要及时进行解释，使病人对他将过去经历、体验投射至治疗者身上的情况有充分认识。在对移情的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治疗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实为治疗的修通或扩通（working through）阶段。这一阶段要帮助病人对移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并着力克服治疗中遇到的各种阻力，使病人对治疗者的解释，即其症状的隐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治疗的第四阶段，是治疗的结束阶段。这一阶段中要解决病人对治疗者的依赖问题和拒绝治疗结束的企图。此期要彻底解决病人对治疗者产生的移情［3］［11］。 

二、精神分析疗法评价 

对精神分析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洛伊德的理论诞生后，既有捧到天上的赞扬，也有打入地狱的贬斥。从近些年的总的倾向看，精神分析理论正失去昔日耀眼的光彩，越来越陷入受冷落的境况。 

从积极的方面看，精神分析疗法的若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它第一个对人类的无意识心理现象作了系统探讨，无意识概念已被正统心理学所接纳。它对成年人人格结构的分析包含许多合理成分，它强调自我在人格结构中的核心作用，强调自我的整合、组织经验、协调、控制功能，这与当代多数人格理论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它偏重从生物学角度看待人格的发展原因，虽然有重大偏颇，但也包含着一些重要事实，而这些事实又恰恰是经常遭到忽视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婴儿最早、最原始的欲求是生物性的欲求，这是无法否认的。 

精神分析疗法的另一种贡献体现于它在心理治疗中的历史作用上。它是第一个正规的治疗体系，它的出现使心理治疗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这个第一，它对后来出现的各种疗法有重大影响，有的疗法直接从它这里接受了某些思想和原理，有的从它身上吸取了灵感，也有的从反对它、攻击它的过程中创造了新东西，这时候，它从反面刺激了创新。 

精神分析疗法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首先，它的疗效并不很肯定。当然，由于鉴定心理治疗疗效的研究的固有困难，对精神分析的疗效评价有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来，人们同意它不是很有效的一种疗法。其次，它疗程太长、花费太大是公认的事实。加上它对病人（适应精神分析疗法者）的选择条件（如智力、文化程度等），使得心理障碍患者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有可能成为接受分析者。事实上，正统的分析治疗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式治疗。除了上述这些较外在的缺陷外，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中也有不少遭到批评的地方。 

精神分析学说有太强的生物决定论色彩。它单纯强调人的生物本性的作用，人成了他的生物欲求的奴隶。理性、意志不过是直接、间接地服务于生物欲望的工具，自我是本我的仆人。这里固然包含着部分真理，但精神分析把它当成了全部，这就走向了谬误。 

更为严重的是，精神分析学说把性本能的作用强调过头了，它把性驱力看成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以及心理障碍的基本原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发展的角度说，虽然婴儿最初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一定就具有性的色彩。弗洛伊德实际上是把人的一切快乐的情绪体验都归结为发自性快感这个本源，这与当代情绪研究的认识相去甚远。而且，婴儿在稍为长大一点后，便开始萌发一些社会性的需要，儿童是在各种需要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中又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这样一个复杂的相生相长的过程中发展的，决不是一种不变的性驱力与环境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把性失调和性压抑解释成一切神经症的成因更不符合事实。许多人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这么看重性的作用，与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有关。他接触的病人阶层 大多持清教徒的性道德观，性压抑是比较普遍的。这导致了弗洛伊德作出错误的概括。要反驳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只要看看当代西方社会和一些非禁欲文化中的人就行。当代西方社会中性已成了与穿衣吃饭差不多一样随便的东西，而神经症病人并不稍减。一些非禁欲的原始部落中并非没有自己的神经症。事实上，当代多数分析家已不再特别看重性因素的作用，更不把它当做惟一的原因。 

弗洛伊德忽视环境、社会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也受到批评并在当代分析者那里有所矫正。当代多数治疗理论正确地看到，社会性的冲突是众多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但在弗洛伊德体系里，社会力量只限于家庭成员；社会力量只以不变的方式与儿童性驱力发生相互作用，作用的结果只产生一种不变的心理症结——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复杂性、多样性被惊人地单纯化、公式化了，这绝对是有违事实的。 

最后，弗洛伊德的方法论遭到更普遍的批评。他收集资料、处理和解释资料的程序完全不符合一般科学研究的要求。例如，他的个案样本不具有随机性，他的记录依赖的是他和病人的回忆。这无法排除他可能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假设，有选择地寻找支持证据。总之，正如霍尔和林基德在1970年指出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包括他的结论，但不包括做结论时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资料时所用的方法和关于他的经验材料的系统说明。正因为如此，对待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情形，一方面，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赞扬它的天才智慧的光辉；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并未被主流心理学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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